如果生命可以永恒：走近数据科学家郭毅可的世界
”
2014年，郭毅可在这里创立了数据科学院研究所，建立了欧洲最大的数据科学可视化演示平台，在全世界也只有两到三所。
”
”
计算机在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少，你想想1980年那个时候刚刚开始，电子计算机，是一个国之重器，高精尖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计算机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读大学，我父亲在华中理工教书，那个时候我去看，一个计算机比我们这个屋子还要大，我一看那么大一个东西，好玩，那个太厉害了。
当时选拔我去葡萄牙，去里斯本一个什么大学去读计算机。那个大学我一想那没什么去头，因为我也不会葡萄牙语，我就说我不去。当时欧盟觉得很奇怪，说哪有中国留学生让你选拔出去还拒绝的，所以就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就跟他们讲我不想去那个学校，因为那个学校是学葡萄牙语的，我也不会讲。而计算机，我也不客气，我说还不如我们清华，我去干什么？然后欧盟一听，觉得我还有点脾气，说那你想去哪儿？
可是1987年北京跟英国又没法联络，只有西单可以打电话向国外发电报，所以我就跑到了西单电话局，给帝国理工的教授发了一个电传。打掉我300多块人民币，300多块人民币，那时候可是大钱，我博士生津贴才90块钱一个月。
英国导师叫达灵顿，他觉得挺奇怪的，没事打电传，所以他就比较重视。一看我这个研究，说那好啊，我们接受。他还回了我个电传，打到了清华大学，说你可以来，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。
做完教授以后，我觉得学术好像做到头了。我当时比较年轻，才39岁，不是非常懂，其实是学海无涯。当时以为书读的不错，所以就想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，咱也得体验体验资本主义，所以就决定开个公司，给学校开个公司。就把我的软件产业化，用大数据来做制药业，曾经做到了世界上顶尖，做到最好，当时我那个软件所有制药公司都用。做了七年、八年的CEO，把一个公司从两个人开到近180多个人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
2009年觉得实在开不下去了，一方面经济危机，另一方面，开到那么多人，你每天想的就不是做产品和研究了，天天去处理人事，累死我了。我心想不行不行，这样下去的话，我要荒废了，然后就把公司给卖了。我就不做CEO了，做创新官。创新官就好办了，我就不管事了，只管技术。所以日子就很好过，我就回来专心做研究，然后就建立数据科学研究所。我们跟华为、海航都有合作。
但真正工作中困难很多了，每天都有不痛不痒的挑战，比如说我做数据科学研究所，那很难的。因为我是多学科交叉，第一，你要跟许多不同的人交流。第二，你要把不同的交流要组织起来。这里面不是科学问题，还有很多利益问题。组织起来你就得要分配，而且组织起来你就要有一定的社交能力，很可能你还要有一些牺牲精神，要不然谁跟你合作啊。有时候项目理论上是很好的，科学意义上也很大，你去推行，但是你可能抢人家的饭碗啊，或者踩了人家的地盘，都是会有麻烦的。这些都太多了，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。
比如说你要申请一个项目，然后好不容易写好了，最后“啪”给你发过来一看，2分，你说你痛苦不痛苦？也很伤面子嘛。
你说我当上海大学的计算机院长，我代表上海大学去申请一个项目，我答辩做的非常好，而且这个领域我确实懂啊，我觉得我可以领导啊。然后一答辩下来，没有给我，给了别的地方，我觉得挺恼火的。但是你也改变不了别人的想法。那怎么办？换一个我的副手来申请，改一改，一样的东西，今年2000多万下来了，那怎么说呢？只能说，你看重什么东西，你就去坚持了，成功不必在我，功成我在其中。
那么商业上就更多了，像区块链、比特币那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数据源，特别是比特币，它本身就是无中心、无国界的交流，所有的交易数据都在网上。所以你对比特币行为的分析，实际上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巨大的贡献。因为经济学最大的问题是你数据看不到，所以经济学的研究都是个假设，得不到论证。现在很多东西你可以论证了，因为数据获得了。
人的一生就是一组数据，你一天拍多少照片、发多少朋友圈，你写多少评论，多少Email，如果你把这些个人的这些数据，全部管起来，你的一生是被记录下来的。我们几千年文明发展到今天，什么东西都改了，唯一有一样东西没改的就是墓碑，秦始皇的墓碑跟今天的墓碑是一模一样的，一块石头，对吧？可是你想想看，这是纪念生命吗？这不是。这只是保存生命的一个物理载体，人死了它就没意义了。
生命真正的意义，是它的信息载体。假如人一生的数据，都被记录下来了，我把它用DNA编码，植入一个生物体，比如一株树里面，然后等到一千年以后，你想了解了，你采一片它的树叶下来，把这个基因再解码出来，这就是你的生命的再现，这才是真的的生命的永恒。
欢迎收看本周日播出的
《生活在别处—中国新移民》
第六集
带您走近科技中国人的生活
撰文：粟霜晴
编辑：粟霜晴、巴塔木